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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app查士丁尼在取消贵族地主免税权的基础上，下令清理全国税户，确定税收等级，增加新税种，整顿全国税收机构，严厉整肃税收官僚机构。查士丁尼通过立法废除了包税制，下令全国官吏进行税收业务培训，检查各地税额，重新登记各省纳税单位，把普通税从原来的实物形式变为实物与货币混合税。

　　重用理财高手。查士丁尼使用的征税官员，多是专制主义的忠实奴仆。像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和其后的彼得·瓦西莫斯等大大小小的征税官员遍布各个行省。他们为了获得皇帝的宠幸，竭力在民间搜刮民脂民膏，同时也中饱私囊。民众对多如牛毛的税吏和税收恨之入骨。其四江南app，是重视外贸，增加国家的外贸收入。

　　拜占庭帝国的地理位置优越，国际商业贸易成为帝国的重要经济来源。亚欧丝绸之路三条路线的终端皆为拜占庭帝国。丝织业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也使整个拜占庭社会获得好处。11世纪中叶以前，拜占庭帝国是欧洲唯一掌握养蚕制丝技术的国家。它不仅可以从生丝贸易中赚取大量的金钱，同时通过操控这种紧缺物品来显示国家力量。

　　查士丁尼时代为了更充分的利用丝绸之路获利，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希望摆脱波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希望借助埃塞俄比亚人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其次，是获得蚕种，掌握和发展自己的丝织业。最后，是与突厥人结盟，发展草原丝绸之路。查士丁尼的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在分割丝绸之路利益中获得更多的份额。

　　拜占庭帝国获得蚕种后，大力发展本国丝织业，获利丰厚。但是无论是丝织业还是丝绸贸易都由官方主导。丝织业由官营手工作坊生产，边境丝绸贸易由官方经纪人负责。查士丁尼皇帝时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的敌对状态和战争，不能不对拜占庭帝国的丝绸业产生影响，其结果是生丝价格飞涨。查士丁尼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加强国家对生丝的垄断。

　　他命令帝国官员，即商务代理人（kommerkiarioi）经营国家垄断的生丝，商务代理人从两国边境固定的交易点买回生丝，交给帝国的丝绸加工场，或者卖给丝绸商或纺织商。在帝国边境设立商务代理人，这种制度从4世纪即已存在。按规定，为私人丝制场购买的生丝应通过唯一的帝国官员，边境商城的首领即东方商务官（ComeCommerciorumperOrientem）；

　　从6世纪初，丝绸进口由另一类帝国官员掌控，这类官员称作商务代理人，他们“似乎已掌握商务官一样的权力，不同点在于：后者是为朝廷利益制造利润的官员，而新的商务代理人是既为自己也为朝廷创造利润的官员。”丝绸贸易的利润主要归国家所有，成为国家外贸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查士丁尼时代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无法满足查士丁尼的大肆挥霍。他的穷兵黩武政策导致经济改革的收益被白白浪费。在其统治时期，最主要的军事动荡是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既要为积极的长期军事行动提供充足的补给和军饷，另一方面又不能因为征用毁灭国内民众和农业生产。

　　帝国统治者意识到为了获得士兵的给养就需要经常性的委任状，这种滥用导致对民众、经济和公共秩序的伤害。当时的法律反映了不成功地努力寻找一种军事需要和有限的民众承受能力之间满意的平衡。结果在军队和民众中都导致了增长的挫折感。

　　帝国极力确保士兵给养供给有序江南app，而同时皇帝出于个人利益确保士兵和民众的利益，出于对重要性的考虑他指派令人满意的、诚实的、勤勉的和尽职尽责的人负责，通过任命特别的官员进行监督和报告士兵供给的情况。

　　查士丁尼和他的继任者并没有能够想出解决军民需要之间最明显冲突的一种现实的办法。这种只重视开源而不注意节流的政策使得国内经济被外战拖累，民众的收入被无限制的榨取，导致国家和民众都陷入到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至于国家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

　　拜占庭外交家擅长以夷制夷的策略，帝国有时实行背叛前盟友的政策，为了其特权并不考虑外交大局中的牺牲。当君士坦丁二世派往中亚突厥人的使节瓦伦提尼努斯(Valentinus)向可汗呈上国书时，他遇到的是一个将要暴怒的可汗。突厥君主命令他用手捂着嘴:

　　“你不是那种口蜜腹剑，巧舌如簧的罗马人？……像我们用十指捂住嘴一样江南app，你巧舌如簧。你欺骗我，和我的奴隶阿瓦尔人一起欺骗我。你们用你们的语言技巧和思想背叛谄媚和欺骗所有的人，使不同的人突然处于不幸地位，你们从中获利。”他继而更加愤怒地训斥，“对于突厥人而言，撒谎是奇怪的和不正常的。”

　　拜占庭帝国通过授予蛮族同盟者头衔，给予他们的统治者贵族的称号来维持与某些游牧民族的结盟关系。蛮族统治者乐于接受这些头衔。他们认为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正统，只有接受了罗马皇帝的册封，才能使自己的统治获得合法性。这从奥多亚克(Odovacar)寄给拜占庭皇帝芝诺的信件中可以看出。

　　奥多亚克从罗马元老院派出了使团，向芝诺保证意大利不需要另一个皇帝，芝诺可以成为整个帝国的皇帝。同时，奥多亚克请求芝诺赐予他罗马贵族的爵位，并责成他来管理意大利。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清楚地看到敌人之间的不和，并加以利用。

　　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杰尼图斯在《帝国行政》中谈谈到，罗斯人希求与佩彻涅格人保持和平，但是他们之间的和平会威胁到帝国的利益，使得罗斯人在入侵帝国领土时免去后顾之忧。“佩彻涅格人是罗斯人的邻居和对手，也就是说他们经常彼此不和，他们劫掠罗斯，被对方认为是危害，并激起他们的义愤。我们也要警惕罗斯人与佩彻涅格人保持和平。

　　因为他们向对方购买有角牲畜、马匹和羊，他们获得这些牲畜后会使生活会过得更为容易和舒适，但是上述这些动物并不出产在罗斯。而且，罗斯人除非与佩彻涅格人保持和平否则他们不能够出国作战。因为当他们离开他们的国家时，这些人会攻击他们并破坏和毁灭他们的财产。

　　因此罗斯人一方面要避免受到他们的伤害，另一方面更想与他们结盟获得他们的支持江南app，以便共同劫掠敌人和获得援助。除非与佩彻涅格人结盟，罗斯人无论是通过战争或者贸易的方式都不能来到罗马帝国的城市。因为当罗斯人乘船碰到河流障碍时，他们只能把船搬上岸并向先前一样用肩托运这些船才能够通过那里。此时佩彻涅格人就攻击他们。

　　因为他们不能够同时做两件事情，所以罗斯人就很容易被击溃和砍成碎片。”拜占庭既需要与最强大的敌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江南app，利用这种联盟关系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潜在敌人，又需要拉拢所有的对手，用各种手段化解他们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拜占庭帝国极力避免敌人之间的结盟，采取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政策。

　　这一政策既是来自于罗马帝国的传统，又是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选择。从国际局势来看，拜占庭帝国前期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力量对比中经常处于优势地位。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虽然并不能完全支撑对外扩张，或者应对结成联盟的敌人同时打击，但是在任何一个单一的敌人面前，拜占庭帝国的实力并不处于劣势。

　　因此，只要避免敌人的联合攻击，拜占庭帝国就有能力解除危机。拜占庭帝国最强大的敌人是那些超民族的联盟。这以5世纪的匈人以及6世纪和7世纪的阿瓦尔人为代表。这些联盟体吞并了众多小部落，并且在行动过程中用恐怖方式或者战利品来加强这种联盟。他们的存在需要经常性的战斗，他们残忍的领导人需要通过蹂躏战败的大城市来获得权威。

　　匈人和阿瓦尔人对罗马-拜占庭帝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但是他们的后继者不能够继续他们的事业：453年阿提拉之死导致其潜在继承人之间致命性倾轧，而阿瓦尔人从未能够从626年败于君士坦丁堡下恢复元气，因为虚弱的上层无力制止下属叛乱。

　　匈人的形象是游牧武士，他们附着在马上极少走路。实际上许多武士种族愿意作为骑兵作战，但是所有这些群体由于实力弱小也会在战斗中被作为步兵武装使用，例如阿瓦尔人同盟者中的斯拉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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